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本书要旨中,作者指出,虽然这本中国纸和印刷术的通论,但也试图解释三个问题:第一,“为什么造纸术和印刷术在中国发明,而不是在西方或其他文明古国最早出现?” 第二,“虽然发明的技术条件在东方和西方都同时存在,而西方对二者的应用却落后很久?” 最后,“纸和印刷在西方的出现,引起整个社会、政治和文化上的激烈变动。这二者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和功能,以及在学术和社会上所产生的作用和影响,有什么相同或不同?” 在如今的文化研究领域,这类问题已经没有人再提出了,因此读到这三个问题未免觉得很是奇怪。翻了前言,其中说明这本书是《中国科技史》中《纸和印刷》分册英文本的第三部中文译本,而这作者于1972年动笔开始写相关文章,后来在82年扩成成书。故而可以理解其研究问题之落后的原因了。正如作者在绪论后半部分所说,现如今的文化研究下的书籍史印刷史已经转向印刷术对社会变迁有怎样的功能(这个问题已经比较老了,不过我不是这方面的专业也没有写过论文,所以不太清楚),作者对于这些“新课题”并没有任何涉猎。

Continue reading “钱存训《中国纸和印刷文化史》”

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这本书算是北美汉学的入门书也是必读书,就像Said的那本Orientalism一样。Cohen主要是在越战后的美国,一股反思colonialism和modernization theory的背景下,反思了50、60年以费正清为首的北美汉学在研究近代中国时,采取的冲击反击(impact-response)模式。提出研究近代中国历史,应该更注重于采用一种中国中心论(China-center approach)。

Continue reading “Paul A. Cohen《Discovering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

《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

20世纪初期,西方“文明”随着帝国主义涌入中国,让中国知识分子们开始反思自身文化“落后”的原因。这种对自身文化的反思触及到方方面面,也包括绘画。康有为在1917年就发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的论调;徐悲鸿也宣称“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陈独秀也声称要“革王画的命”。这种认为中国绘画,主要是文人画,从元以后一直到清,是呈衰败走向的论调曾经一度不仅被中国,也被外国学者所接受。然而,香港万青力则对此论调提出了质疑,他力图重新定位十九世纪中国绘画的地位。

Continue reading “《并非衰落的百年:十九世纪中国绘画史》”

Can historian tell truth?

我們發現歷史文本也是有許多偏見的,歷史學家在對歷史文本做解讀和研究的時候,又加入自己的偏見。偏見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一個偏見疊加一個偏見,那麼什麼才是真實?

比如說研究亞洲女性,你可以選擇state document去證明傳統亞洲女性是儒家男權文化下的犧牲品;你也可以選擇士大夫階層能讀會寫的“才女”們自身的文本,來證明傳統亞洲女性在儒家男權社 會中也是有很大程度上的自由的;再者,你也可以尋找更偏僻的文本去證明下層老百姓之中,對女性的要求、女性的生活等等,甚至是跟國家所規定的所期望的女性 道德背道而馳的。由此我們可以看到,首先歷史文本就充滿了偏見。例如state document中對於女性的約束,如《女誡》《烈女傳》等,可能只不過是國家,或者男權儒家士大夫對於理想女性的要求,而當時女性真正的情況又是如何 呢?後兩個角度是否能告訴我們真相呢?我們依然不知道。

再比如1894年韓國的東學農民起義,我們現在擁有的唯一的歷史文本是其leader崔濟愚被捕後,日本人對其的審訊。我們看到日本人對崔濟愚提出 的問題,都試圖把這次農民起義歸為特殊的“宗教起義”,並試圖把其原因歸結於“僅僅一個腐敗關員”身上。日本人這麼做當然是出於其自身的利益。1945年 韓國獨立以後,歷史學家再次回頭去研究東學農民起義時,才意識到應當將其視為普遍意義上的“農民起義”,而其原因也是當時韓國的整個socio- economic background。所以我們看到,從一個歷史文本上,歷史學家可以分析出不同的見解。

甚至某個歷史icon,都可以因為其時代的不同,對其解釋不同。日本的聖德太子,20世紀開始,他在歷史教科書中的地位被提升,成為日本民族的象徵 或代表。二戰時期聖德太子甚至代表了英勇作戰,而45年日本投降以後,聖德太子立馬變成了日本和平的象徵。中國的黃帝也是一樣,19世紀末20世紀初民族 主義的流行使得人們把“黃帝”作為中國人的象徵或者祖先。歷史又被拿來實現現在的利益,從而讓我們對歷史的真相更加模糊不清。

歷史學家對於歷史的寫作,也是帶有自身的偏見的。

比如今天下課我去圖書館,翻了翻《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這本很有趣的書的前言,我們可以注意作者使用的語言:“中華文明一直是相對獨立 地發展的”,“在東亞地區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漢化圈 ”,“至鴉片戰爭前夕,中國確確實實是落後 了”…… 這些語言的使用可以讓我們看出,作者對於當時的世界觀,並非是這個世界是相互聯系相互作用的,而是給東西之間建立起了邊界或屏障(boundary);同 時“落後”這個詞又似乎有意無意地表明了作者的歐洲中心論思想(是否作者真的是相信歐洲中心論還要在正文中去尋找,但是前兩句話卻實實在在的是中國中心 論);而且作者作為中國人,在寫鴉片戰爭史時候不免從文字中能看出一股情緒。等等這些都是作者的偏見(Bias)。

另外一本有意思的書是《縱樂的困惑——明代的商業與文化》,作者是加拿大人。我們可以看一看他在序言中是如何說的:“明朝時期的世界中心 是中國而不是歐洲”,“明朝由王朝初期井然有序的自給自足的鄉村社會轉變為晚期一個墮落的 城市商業社會”,“我寫此書時,留意到這些全球趨勢 ”…… “世界中心”這個詞是很危險的,但後文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所說的僅僅是“商業貿易中心”。從“全球趨勢”我們可以看到,作者有意把中國推向世界的舞台,試圖 去打破東西的boundary。然而,這種所謂的“冷靜”“沒有民族責任感”“外國人的視角”等等,會不會太過於冰冷?認為城市商業社會是“墮落的”是否 也是作者的偏見呢?

Bias(偏見)是永遠不可能消除的。作為普通讀者,在讀歷史學家的著作時候,是否應該找出他們的偏見,時刻提防著,不要讓作者的偏見所誤導呢?

最後我們還是不知道歷史學家能否講述真相,這個問題我自己也沒有答案。但是作為一個普通讀者,去相信自己所相信的,不要被作者帶著隨波逐流或許是可選的辦法?這個問題還需要留到日後再思考。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粗略翻完Dorothy Ko的這本《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總體來說,Dorothy Ko批判五四以後將中國傳統女性習慣性地看成“封建傳統”“男權社會”的受害者這一觀點,她研究明末清初江南地區,富商士大夫家庭的女性文化,引用女性們自己的文字,來向讀者展現了一個更加自由,更加豐富多彩,更加多樣性的女性文化。

Continue reading “閨塾師:明末清初江南的才女文化”

毛姆《书与你》

读别人的书评其实是一件很无趣的事情,尤其当那些书评沉长又夹杂着太多学究气,就好比卡尔维诺的《为什么读经典》,这种书评读起来实在要命。反过来想,既然有时间花费在读别人的书评上,为什么不直接读原书呢!可是,当一个人刚刚开始读书,面对茫茫无边的书之海洋,不知如何下手之时,总是希望能有一个可靠的前辈作为指导。于是就有了前辈为后辈们列书单的习惯,比如胡适等人。如若能将对所列书目中的书籍一一加以简要的评价,再要是能附加上自己对读书的看法,那样就有诚意了许多。这也就是毛姆这本小册子所干的事儿。

Continue reading “毛姆《书与你》”